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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茉楠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中国应该实施大力度减税   

2012-07-24 11:20:15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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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当前宏观经济数据一片惨淡之下,2011年个税的大幅超收的确算得上是一抹亮色。不过,个税收入、财政收入大大超出GDP增速和人均国民收入增速却也隐藏着国家财富分配失衡的巨大隐忧。

个税收入的征收对象是个人,尽管受去年9月1日起实施个税起征点影响,四季度工资薪金所得税和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税出现负增长,但这并未改变全年税收增长的强劲势头。2011年个税收入同比增长为25.2%,达到3633.07亿元,完成预算的116.4%,超收854亿,远大于去年超收的360亿。

按照财政部的解释,个税“超收”是居民收入高增长所致,但问题是个税增长并未与居民收入增长同步,而是远远超过其增长速度,2011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4.1%。如果剔除价格因素影响,实际增长8.4%。个税增速几乎为居民收入增速的两倍。

而如果再把口径放大,财政收入同样大大超出GDP增速。2011年,公共财政收入增长24.8%,是去年GDP增速两倍还多,而这也是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,财政收入增速连续18年高于GDP增速。数据显示,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约4万亿元,到2010年超过8.3万亿元。2006年至2010年,中国GDP年均增长11.2%。而同期,全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1.3%,远远高于GDP增速。

 政府财税的高增长引发了人们更深层次的担忧:中国财富分配失衡是否越发严重?中国宏观税负水平是否该降一降了?其实,无论是否承认,中国税负总水平高是不争的事实。国内的政府部门、研究机构等都曾公布过关于宏观税负水平的测算,但由于选择的测算口径各不相同,得出的结论也有所不同。

一般来讲,用“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例”可以表征一个国家人民的税负。依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《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/2010》计算,中国政府的全口径收入(预算收入、政府性基金收入、预算外收入、土地有偿使用收入、社保基金收入)已经从1998年的1.73万亿元,上升到2009年的10.8万亿元,占当年GDP的比重,也从1998年的20.4%上升到2009年的32.2%。

而世界银行曾经进行过的一项研究也显示,一国宏观税负水平与该国人均GDP呈正相关,人均在2000美元以上的中等收入国家,最佳的宏观税负应该在23%左右。2010年,我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,而2007年-2009年,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分别高达31.5%、30.9%和32.2%,远远超过中等收入国家的合理水平。

这些年来,政府财政收入的过快增长,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本应属于国民的财富,这不利于扩大国内消费、促进内需,更不利于经济的均衡健康发展。与此同时,财税结构不合理问题也日益凸显,税收制度的设计并未真正实现调节社会财富、缩小贫富差距、促进社会公平的功能。当前,政府税收收入中70%以上都来自增值税、营业税和消费税等间接税,这意味着我国税收的70%以上由消费者埋单,考虑到恩格尔系数较低,因此,我国税收收入的纳税主力军由中低收入者而不是富裕人群承担,其中中产阶级成为最明显感到税负重的一个群体,严重束缚了中产消费能力的释放。

中国已经到了需要重新评估宏观税负的时候了,因为这涉及到中国能否进一步提高消费率、能否更加合理、高效地配置经济资源,以及能否向内需型社会顺利转型的重大问题。从增幅比、国民收入和GDP增长的横向比较而言,我国的减税空间非常大,实施大规模减税的时机已经成熟:首先是起征点需要进一步提高,可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大幅提高至4500-5000元左右;其次,需要调整征税方式,可考虑按家庭收入增税,以实现刺激消费、改善收入分配的目的;国外都是按照家庭为单位收税,而我国个税征收一般是以个人为单位,这就没有考虑家庭负担问题。比如,收入相同的纳税个人,纳税金额一样。但由于家庭情况不同,赡养人数不同,家庭整体收入差异很大;再次,进一步改革税制结构,要考虑对基本工资收入,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以及各种福利收入等综合设计税率,达到促进社会公平的目的。

此外,国民之所以对政府高税收表示质疑,除了感觉负担重外,也是希望收上来的钱能够更多的用于保障国民福利增长,而不再是把钱砸向大型项目投资。事实上,在许多发达国家虽然宏观税负高达50%,但总体福利水平要远远高于中国,财政支出的扩大也主要是用于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。据统计,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,各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国民福利开支,一般占本国政府总支出的1/2到2/3,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NP的20%-30%。比如,德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美国2007年政府支出的福利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高达68.8%、58.7%、56、7%和57.1%,而相比之下我国2009年中央财政中的社保支出、医疗卫生支出、教育支出分别为7.6%、2.7%、4.5%,整体国民福利水平相去甚远。因此,需要政府把更多的公共财政用于提供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上来,通过加大教育、医疗、养老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服务,提高国民福利。

当前,中国经济下行风险加大,但稳增长政策加码的重点又被放在了投资身上,这样,不但政策后遗症风险大,也难以持久。事实上,稳定增长,刺激内需最好的政策就是大规模减税。未来,如何进一步完善财政收支结构?如何把政府的可支配收入转化为居民可直接支配的收入?如何通过全面降低宏观税负真正做到“还富于民”?如何真正落实提高“中等收入比重”的承诺?正是我们急盼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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